陳冠希

　　視頻：博科聖地首次公開被劫持學生影像  來源：CCTV新聞
　　中新網5月26日電 上個月，兩百多名尼日利亞女學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武裝分子公然掠走，讓世人瞭解了“博科聖地”(Boko Haram)；不久前中國總理李克強訪問尼日利亞時，“博科聖地”陰影下的尼國安全形勢，曾經讓人頗為揪心；最近喀麥隆的中國廠區再度遭襲，又讓“博科聖地”吸引了輿論的眼球。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26日刊文指，前後三件事凸顯出“博科聖地”為代表的恐怖主義，在非洲愈演愈烈的蔓延趨勢。
　　文章摘編如下：
　　 尼日利亞的塔利班
　　作為尼日利亞國內頗具影響力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武裝，“博科聖地”的正式名稱是“人民致力傳播先知的教導及聖戰”(People Committed to the Propagation of the Prophet’s Teachings and Jihad)。“博科聖地”最早發源於尼日利亞北部的邁杜古里地區，雖然有學者認為，1995年時候“博科聖地”就已經初見端倪，但是大部分學者還是認為“博科聖地”成立於2002年前後。
　　該組織以伊斯蘭極端教義為指導，以尼日利亞和周邊國家平民和軍事設施為目標，以暴力和恐怖主義為手段，“博科聖地”確確實實是一個恐怖主義組織。也正因為如此，“博科聖地”被不少媒體比作“尼日利亞的塔利班”。
　　“博科聖地”成立之後，活動軌跡很快蔓延，尼日利亞北部的波爾諾州、包奇州、博爾諾州、約貝州和阿達馬瓦州等地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。2011年“博科聖地”襲擊了聯合國駐尼日利亞代表處，舉世震驚，而“博科聖地”也因此“一戰揚名”。
　　“博科聖地”在秉持極端的伊斯蘭教義的同時，還與基地組織等恐怖主義團體關係密切。英國的情報機構曾經指出，“博科聖地”與非洲其他的極端主義武裝如索馬裡青年黨、埃及聖戰組織、馬格裡卜基地組織等關係密切，並且同基地組織聯繫緊密。基地組織不僅僅為“博科聖地”提供資金和武器支持，許多基地組織成員甚至“不遠萬里”留在“博科聖地”。2011年“博科聖地”的發言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曾表示，“博科聖地”同基地組織相互支持，聯繫頗多。
　　“博科聖地”的發展壯大，與尼日利亞國內的政治腐敗相互關聯。一方面，尼日利亞國內的政治腐敗刺激了“博科聖地”的發展，他們的積極動力源於這樣一種信念：尼日利亞已經充滿了各種社會惡習，所以需要利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來根除各種醜惡與弊病。
　　另一方面，尼日利亞腐敗的軍政系統，使得對“博科聖地”的打擊總是“雷聲大雨點小”。事實上，尼日利亞歷屆政府都試圖通過強力來清除“博科聖地”的影響，然而屢次“清剿”行動，除了達到了輿論上的“宣傳效果”之外，真正的戰場和政治收穫微乎其微。
　　華麗外表下的尼日利亞
　　人們很難將肆意的恐怖主義，與尼日利亞這個非洲第一大國聯繫起來。根據今年4月最新的統計數據，尼日利亞成功超越了南非，成為了非洲第一大經濟體，這對尼日利亞的經濟發展具有深遠意義。根據尼日利亞統計部門所公佈的數字，尼日利亞2013年的國內生產總值(GDP)總量達到5099億美元，大幅超過了2013年南非的3703億美元的GDP總量。
　　這份全新的、漂亮的GDP統計數字對尼日利亞來說，是對其經濟發展活力與前景的一種肯定。但是在龐大的GDP之下，是尼日利亞貧弱的社會基礎。尼日利亞人口為1.7億，相當於南非的三倍，但即使按照最新的算法，該國的人均GDP也只有2688美元，僅位列世界第121位，不到南非人均GDP的三分之一。
　　與此同時，尼日利亞貧富差距嚴重，超半數的人口生活赤貧，每天收入不足兩美元，在“博科聖地”肆虐的尼日利亞北部地區，這種差異尤其顯著。
　　由於尼日利亞政府的主要收入來自東南部的產油區，北部地區則因此發展滯後。如博爾諾州，83%的青年是文盲，近一半的孩子沒有上學，失業率遠高於南部地區。與此同時，長期困擾著尼日利亞經濟發展的“瓶頸”，諸如財政赤字、交通滯後、電力短缺和嚴重依賴石油的經濟結構，都給尼日利亞這件“非洲老大”的外衣蒙上了厚厚的疑塵。
　　與貧富差距巨大相伴的，是尼日利亞國內千瘡百孔的政治系統。同非洲許多其他國家相似，歷史上尼日利亞軍人干政現象十分嚴重。也正是因為如此，尼日利亞歷屆政府往往在政變之中飄搖不定。
　　軍人干政帶來的獨裁，產生了兩個後果，一是政治結構十分不穩定，歷屆政府的“人治”色彩濃重，派系鬥爭激烈；另一個後果是尼日利亞國內腐敗相當嚴重，長期主政尼日利亞的前總統阿查亞家族，聚斂的財富就高達12億美元。
　　長期的政局不穩和獨裁專制，導致尼日利亞政府腐敗嚴重。長期獨裁專政導致的任人唯親，使尼日利亞國內政壇人際關係複雜，相互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，讓行政效率十分低下。當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變革需求，與依舊落後的政治體系相互衝突時，尼日利亞國內動蕩也就不可避免。
　　多國聯合打擊難奏效
　　“博科聖地”之所以會引起世人的關註，除了其本身激進的意識形態和行為的恐怖主義之外，還有其“外溢”的影響力。除了尼日利亞以外，“博科聖地”還將自己的觸角伸向了相鄰的乍得、尼日爾和喀麥隆等國。一方面，“博科聖地”將這些國家作為了自己的“大後方”，每當尼日利亞政府軍強力清剿之時，“博科聖地”就會越過邊境，躲避風頭；另一方面，“博科聖地”也在這些國家開闢自己的據點，並且不斷擴張勢力，影響所在國的安全。
　　也正是因為如此，近日法國、尼日利亞、乍得、喀麥隆、尼日爾和博茲瓦納六國總統，以及歐洲理事會主席範龍佩、英國外交大臣黑格和美國副國務卿舍曼在巴黎共同商討了打擊“博科聖地”的戰略。人們對此次會議的期待很高，認為法國很可能像去年干涉中非和馬裡那樣，自己出兵或者組織相關國家打擊“博科聖地”。
　　不過這種預估很快被證明是一廂情願，相關國家只是達成了相互合作的共識。會議通過了一個打擊“博科聖地”的中長期地區計劃。該計劃確定有關國家協調情報系統行動，交流信息，監控邊境，在乍得湖周圍部署軍隊，在發生危險情況時實施干預。至於法國主導的共同出兵，卻被拋在了一邊。
　　其實這並不是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第一次討論“博科聖地”的問題。早在2011年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就曾討論過如何打擊“博科聖地”，2012年非盟國家首腦會議也討論瞭如何打擊“博科聖地”。而在國際社會，聯合國、美國和歐洲都曾經先後提出建議，希望幫助尼日利亞打擊“博科聖地”。不過歷次會議和建議，都最終成為了“空談”。
　　一方面，由於“博科聖地”流竄在邊界之間，使得任何出兵清剿都可能意味著進入他國境內追擊作戰，這將考驗相關當事國的信任關係；另一方面，聯合打擊並不能夠確保根除“博科聖地”。正如法國去年出兵馬裡所顯示的那樣，短暫的出兵打擊之後，“圖阿雷格”武裝經歷了休整後很快卷土重來。因此，對於“博科聖地”的打擊是否也會重現馬裡“圖阿雷格”式的窘境，人們難免會有所擔心。
　　相關國家的孱弱和彼此不信任，造成了武力打擊難以持續，“博科聖地”“打而不滅”的窘境。如何在經濟發展中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會和政治參與體系，以此削除極端主義在國內的“魅力”，恐怕才是尼日利亞和相關當事國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。(王晉)　　（原標題：聯合早報：打而不滅的博科聖地與非洲反恐窘境）